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개그만 봐라.니가 말하는 서론이다(42)
지방정부 조회 4,335 2009.02.14			지방정부님의 다른 글

再论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代前言)
一、高句丽历史研究深化的尝试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大发展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北边疆历史研究深化的推动下，高句丽历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勃发期，有关高句丽考古、历史和资料整理的著作相继问世。对此，马大正在《中国学者高句丽历史研究百年历程》，一文中已有简要综述。①2000年以来又有一批专著出版，仅目见，属历史研究的专著有：曹德全《高句丽史探微》(香港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12月)，姜维东《唐丽战争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5月)；属考古研究的专著有：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王绵厚《高句丽山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耿铁华、尹国有《高句丽瓦当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属资料研究的专著有：朴灿奎《(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在此期间，由马大正、杨保隆、李大龙、权赫秀、华立合著《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也添列其中。
我们在《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一书中对如何进一步深化高句丽历史研究，提出几点建议，“开拓思路，抓住重点，优化选题”为其中建议之二，谓：“鉴于近年有关单位启动高句丽历史研究都着力于撰著高句丽简史、高句丽通史和多卷本高句丽史。且互不通气，如此难免重复劳动，人才资源浪费，又囿于简史、通史体裁，对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也难以深入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当前研究重点应抓住：
一足高句丽民族的源和流研究；
二是高句丽民族地方政权的归属研究，并由此深化中国古代地方民族政权归属的理沦研究；三是中国古籍中，尤其是二十四史中高句丽记载的考释、辨析与研究；
四是高句丽考古成果的整理与研究；
五是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史研究的总结；
六是朝鲜、韩国以及日本学者高句丽史研究的总结；
七是朝鲜、韩国高句丽史研究中非学术化趋势研究。”(1)
作为《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以下简称《丛论》)的续篇，《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以下简称《续论》)正是对上述深化研究建议的一次尝试，一次实践。
《续论》以理论、历史、研究为题立篇，历史篇因内容丰富又以论和考不同的侧重分为上、下两篇，全书四篇共18题。
《续论》立题原则，一是《丛论》中尚未论及的高句丽历史中的难点和疑点问题；二是《丛论》中虽有论述，但似还有可补论之处的问题。
理论篇共二题，试图对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的理论问题尽量做完整的、多层面的、双向的探索。
历史篇(上)共五题，其中汉四郡研究，高句丽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研究，高句丽文化研究，都是(丛沦》中未论及的；而古代中国政权与高句丽相互政策研究和高句丽活动地域变迁研究，则是在《丛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的探讨。
历史篇(下)共五题，所涉及的高句丽考、高句丽建国时间考、高句丽诸王在位时间考、高句丽复国活动考、高句丽五部考，都是《丛论》中未展开论述且均是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有待深
化研究的问题。
研究篇共六题，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研究评议，高句丽考古是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高句丽研究中成绩最卓著的领域，有必要做重点的专题评议，而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虽然(丛论)中也有相同的专题综述，但在(续论)中试图对此问题近年来研究深化的轨迹，以及今后研究深化的趋势做些力所能及的分析；二是对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史籍——中国正史和《三国史记)进行辨析和评介；三是对当前朝鲜学者孙永钟，以及韩国的白山学会和高句丽研究会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试做记述和评介，这应视为是《丛论》中朝鲜半岛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评述的补充与深化。
当然，本书所述所论是否达到了立意的预定目标，还待同仁和学者鉴定，在此篇述及本书的主要宗旨也是为更利于同仁对本书尝试和实践的教正。

其次，针对不同的民族政权制定不同的礼仪制度足维持藩属体制运转的要件之一。
如果说，汉王朝设置的这些对边疆民族的礼仪制度还不完备，那么到了唐代，协调藩属关系的礼仪制度已经具有了规模。由史书记载看，唐王朝协调藩属关系的礼仪制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标准：藩臣之礼、舅甥之礼、敌国礼。
所谓“藩臣之礼”是唐王朝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对待诸侯的一些礼仪制度基础上设置的。这套礼仪制度从内容上讲含有两方面的规定：一是作为藩臣的边疆民族政权必须称臣、接受册封、纳质、纳贡、朝见以及遵从唐王朝皇帝的诏令等。二是一些具体的礼仪规定，诸如边疆民族首领或使者前来朝贡、朝见时的接待礼仪；唐王朝皇帝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往来书信的格式；边疆民族政权接待唐王朝使者的礼仪等。
关于第一项内容中的称臣、接受册封、纳质等，由于史书记载较多，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但对于纳贡、朝见以及遵从唐王朝皇帝的诏令还需要做几点说明。
其一，纳贡、朝见是先秦时期中央王朝对藩臣即有的规定，但应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边疆民族政权都有纳贡、朝见的资格。据《旧唐书·西南蛮·东谢蛮》载：
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黔中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贡，自后更不许随例入朝。今年恳诉称州接牂柯，同被声教，独此排摈，窃自惭耻，谨遣随群柯等朝贺。伏乞特赐优谕，兼同牂柯刺史授官。其牂柯两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悉皆敬惮。请比两州每三年一度朝贡，仍依牂柯轮环差定，并以才干位望为众推者充。”敕旨日：“宋鼎等已改官讫，余依旧。”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唐王朝不仅对边疆民族政权朝贡的次数有明确规定，而且类似于东谢蛮这样弱小的边疆民族政权是没有资格纳贡的，故需要黔中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代为奏请才得到允许。
其二，尽管有些边疆民族政权的“纳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向唐王朝称臣，但“缺贡”却是唐王朝判定一个边疆民族政权是否遵从“藩臣之礼”的重要标志之一。对此，我们在《旧唐书·西戎传·高昌》记载的唐王朝武力统一高昌前，唐太宗对高昌使者所说讨伐的理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令，就是对于一些势力比较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也是如此。高昌、薛延陀、百济、高句丽等等都是因为没有遵从唐王朝的诏令而被唐王朝先后武力统一的。
至于“藩臣之礼”的具体礼仪规定，《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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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06